“典范的乡土文学”

                                                     ——《王家坝纪事》的文学史坐标

前涉

摘要：廖荣华的四卷本长篇小说《王家坝纪事》自问世以来，被学界誉为“典范的乡土文学”，＂四川乡土文学的里程碑，＂中国乡土文学的一个高峰＂，获中宣部高度评价并向全国推荐。本文从中国乡土文学的百年谱系出发，考察《王家坝纪事》与鲁迅、赵树理、孙犁、贾平凹等代表性作家的传承关系，回应评论者阅读时联想“当年读贾平凹的《商州初录》便是如此”的阅读体验，深入阐释“典范性”在民族性、地方性、真实性、典型性四个维度的具体内涵，并评估其在四川乡土文学传统中的里程碑意义。本文认为，《王家坝纪事》的价值不仅在于以一百二十余万字的体量完成了对川南百年乡土社会的史诗性书写，更在于它在“典型化”传统之外开辟了一条“非寓言化”的现实主义路径，使村庄不再是民族命运的隐喻，而是自身作为存在被呈现，从而为中国乡土文学的当代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关键词：王家坝纪事；乡土文学；典范性；非寓言化路径；四川乡土文学

一、引言：乡土文学谱系中的“典范”之问

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乡土始终是最厚重的底色。从鲁迅的未庄到沈从文的湘西，从莫言的高密到贾平凹的商州，无数作家在这片土地上深耕。在这条绵延百年的文学河流中，何为“典范”？它既是文学史对一部作品的最高评价，也是对其艺术成就和历史贡献的肯定。当廖荣华的四卷本长篇《王家坝纪事》被学界誉为“典范的乡土文学”时，这个判断意味着什么？它在这条从鲁迅、赵树理、孙犁到贾平凹的乡土文学脉络中，究竟应该占据怎样的位置？

《王家坝纪事》是一部一百二十余万字的现实主义长篇巨制，以“土地”“口粮”“身份”“面子”为叙事框架，时间跨度自辛亥革命至新世纪，全景式展现川南农村几代人的生存图景。作品问世后持续畅销，被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及清华、北大等顶尖大学收藏，入选《中国现代小说精选》等多个权威专集，获中宣部高度评价并向全国推荐。豆瓣读者全予五星力荐，称其“越过无数坚韧又脆弱的芸芸众生，看到的是磅礴细腻的浩浩百年”。

然而，本文的核心关切不在于罗列这些外部成就，而在于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王家坝纪事》的“典范性”究竟由何构成？它在文学史上提供的，究竟是一种对既有传统的继承，还是一种对传统的超越？通过将其置于乡土文学的谱系中加以审视，通过与鲁迅、赵树理、孙犁、贾平凹等前辈作家的对话性阅读，通过解析“典范性”在民族性、地方性、真实性、典型性四个维度的具体意涵，本文试图为这部作品的文学史坐标给出一个审慎而有力的定位。

二、乡土文学脉络中的定位：从鲁迅到贾平凹

（一）鲁迅：启蒙的未庄与生存的王家坝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鲁迅。鲁迅的“未庄”开辟了一种寓言化的写作范式：村庄不仅是村庄，更是民族灵魂的隐喻空间。在《阿Q正传》中，未庄既是绍兴乡下的一个具体村落，又是“国民性”的缩影；阿Q不仅是一个具体的农民，更是民族精神状态的象征。这种以村庄为“微型中国”的寓言化路径，成为中国乡土文学最深远的影响之一。

《王家坝纪事》显然承继了鲁迅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农村现实的忠实观察，对农民命运的深切关怀，对乡土社会的细致描摹。但有评论者敏锐地指出，中国当代乡土文学长期笼罩在寓言化的写作传统之中，从鲁迅的“未庄”到陈忠实的“白鹿原”，村庄往往被建构为民族命运的隐喻空间，承担着超越乡土本身的文化象征功能。而《王家坝纪事》呈现出一种不同的路径。作者“抱着巴尔扎克‘时代的书记官’的态度来写作”，“基于真实的历史事件，高度浓缩了中国川南农村的历史变迁过程”。它不是通过典型化抵达本质真实，而是通过细节的累积呈现现象真实，历史不是作为“本质”被揭示，而是作为“背景”被呈现，作为人物生存的土壤被开掘。

如果说鲁迅在未庄中看到了“国民性”的本质，那么廖荣华在王家坝中看到的就是“生存”本身。这种差异并非价值的高低之别，而是两种不同的文学信念：一种相信文学应该穿透表象抵达本质，另一种相信表象本身就是本质。

（二）赵树理：问题小说与生存叙事

赵树理开创的“山药蛋派”将乡土文学引向了另一种方向。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作品，以农民的视角写农民的生活，语言质朴、叙事直白，注重解决农村社会中的具体问题。赵树理的乡土叙事具有极强的“在地性”——他不是从外部审视农村，而是以农村内部者的身份说话。然而，赵树理的创作与时代政治进程深度联动，在介入乡村政治生活的同时，也创造了乡村政治生活。他的小说中蕴含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导向性”。

《王家坝纪事》在叙事姿态上与赵树理形成了有趣的对照。赵树理的小说中，作家的立场和价值判断是清晰可见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应该坚持的，什么是需要批判的。而廖荣华的叙事则采取了一种更为克制的姿态。叙述者很少直接介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很少发表长篇大论的议论，而是让人物的行动和对话自己说话。当郭英拒绝儿子读书时，作者只写她的话：“书读得再多有球用？还不是回来挖蜞蚂脑壳。”当云飞陷入绝望时，作者只写“眼里心里都是泪水，凄楚和绝望将他淹没了”。叙述者的退隐，使人物的命运以更直接的方式冲击读者，情感的力量反而因克制而愈发强烈。这种克制使《王家坝纪事》与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传统保持了距离，它不急于告诉读者应该怎么想，而是让读者自己去看、去感受。

（三）孙犁：诗化乡土与泥土本色

孙犁的“荷花淀派”为乡土文学带来了另一种可能性。孙犁笔下的白洋淀，既有战争年代的硝烟，更有田园牧歌的诗意。他擅长以抒情笔调书写乡土，在质朴的叙事中融入浓郁的诗意，塑造了一大批鲜活可爱的农村人物形象。《荷花淀》中水生嫂们的形象，至今仍是乡土文学人物画廊中的经典。

《王家坝纪事》的语言风格与孙犁的抒情化笔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孙犁的乡土是经过诗化处理的乡土——他的语言优美、含蓄，带有散文式的从容。而《王家坝纪事》的语言则以“泥土本色”见长。整部小说的对话大多采用四川方言，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评论者称赞其“朴实流畅的文学风格”，称其“联系时代植根乡土的真实深厚的思想内涵”。如果说孙犁的诗意来自语言的提纯和情感的升华，那么廖荣华的诗意恰恰来自语言的“不纯”——方言的粗粝、生活的琐碎、情感的直接，这些看似“不文学”的元素反而构成了这部作品最动人的力量。

（四）贾平凹：商州与王家坝——两种地域书写

评论者在阅读《王家坝纪事》时产生了这样的体验：“想当年读贾平凹的散文随笔《商州初录》便是如此，现在，故态复萌。”这一阅读体验提供了理解《王家坝纪事》文学史坐标的重要线索。

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开创了当代乡土文学地域书写的典范。在“商州三录”中，贾平凹首次以散文化的方式对故乡风土人情、社会历史进行了全景呈现。贾平凹的创作丰富了中国乡土文学史的内涵，扎实深厚地承载着中国的乡土文化、乡土性格、乡土精神。《商州初录》对商州历史沿革、山川走势和小镇陈迹的客观记述，以散文化的笔触将一方水土的人文面貌呈现于读者面前。

阅读《王家坝纪事》时唤起对《商州初录》的记忆，原因在于两者共享一种阅读体验上的共通性——那种“既欲细嚼，又想尽览；既着急寻根问底，又惧忧书越读越薄”的阅读心境。这种体验源自作品“文本宏阔的内涵、多姿多彩的文学章法”。但《王家坝纪事》与《商州初录》又存在本质差异：前者是虚构性长篇叙事，后者是散文性随笔合集；前者以四部结构搭建起百年史诗，后者以散点透视勾勒一方风土。如果说《商州初录》是贾平凹对商州的“航拍”，那么《王家坝纪事》则是廖荣华对王家坝的“深耕”。这种差异本身就暗示了从“商州”到“王家坝”之间的代际推进：如果说贾平凹一代的乡土书写还带有强烈的“寻根”意识——在现代化浪潮中寻找失落的文化之根——那么《王家坝纪事》已经超越了这种文化焦虑，转而以一种更为沉静、更为坦然的姿态，让乡土自身呈现自身。贾平凹的“商州”是一个被寻找的故乡，而廖荣华的“王家坝”是一个被安居的家园。

（五）小结：传承中的创新

纵观从鲁迅到贾平凹的乡土文学脉络，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演进轨迹：鲁迅开创了启蒙主义的寓言化路径，赵树理将乡土文学引入政治实践领域，孙犁为乡土注入了诗意的抒情性，贾平凹则将地域书写推向了文化寻根的高度。这一谱系构成了中国乡土文学的主流叙事范式。

而《王家坝纪事》的问世，意味着一种新的可能性的出现。有评论者将之与《白鹿原》并称为“双峰并峙”。如果说《白鹿原》是中国乡土文学的一座巅峰，那么《王家坝纪事》的崛起则意味着又一座高峰的赫然耸立。这一判断所揭示的，不仅是两部作品在艺术高度上的对等，更是在文学路径上的殊途同归。《白鹿原》以文化溃败为核心视角，在宗法秩序的解体过程中展开“民族秘史”的书写；而《王家坝纪事》则以生存伦理为叙事动力，通过“土地—口粮—身份—面子”的四部结构，全景式展现川南农村的百年变迁。二者共同面对一个根本问题——如何在文学虚构中把握乡土中国的真实？——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这种殊途同归的景观，正是《王家坝纪事》文学史坐标的意义所在：它既接续了鲁迅以降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在这种传统内部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它既与赵树理、孙犁、贾平凹构成对话关系，又在这种对话中确立了自己的独特位置。

三、“典范性”的四个维度：民族性、地方性、真实性、典型性的统一

“典范的乡土文学”这一判断，要求我们对“典范性”的具体内涵进行深入解析。从《王家坝纪事》的创作实践和既有评论来看，“典范性”至少包含民族性、地方性、真实性、典型性四个维度的有机统一。

（一）民族性：乡土中国的“缩影”

“民族性”是《王家坝纪事》典范性的首要维度。中宣部誉其为“中国农村现当代史的缩影”并向全国推荐，正是基于这种忠实记录的价值。作品时间跨越了辛亥革命后的百年巨变，是一部反映川南底层农民几代人生活、奋斗的历史以及川南农村的历史变迁过程，全景式地表现了中国现当代城乡社会生活。有评论者指出，这部作品“是一部小说化了的家族史，更是一部浓缩了的中国农村现当代史”。

然而，“民族性”在这里的含义并非简单的“代表中国”或“反映时代”。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将百年中国的宏大历史进程浓缩于川南一隅的王家坝，通过对一个村庄、几个家族的命运书写，折射出整个民族的生存状态和历史轨迹。正如有评论者所言，“从众多小人物身上可以看到过去100余年中国的发展脉络”。这种“浓缩”式的民族性书写，使《王家坝纪事》超越了地方性叙事的局限，获得了普遍性的意义。

（二）地方性：方言与风俗的文化根脉

“地方性”是《王家坝纪事》典范性的第二个维度，也是最直观的维度。整部小说对话大多采用四川方言，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这种方言叙事不仅增强了作品的“泥土气息”，更重要的是，它构成了作品文化根脉的一部分。

早在1923年，周作人就曾将提倡“地方主义文学”纳入乡土文学艺术纲领，他说：“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在他看来，“为地方色彩的文学也有很大的价值，为造成伟大的国民文学的元素，所以极为重要”。《王家坝纪事》的方言写作，正是这一理论主张的当代实践。

方言在《王家坝纪事》中的运用，并非一种外在的修辞策略，而是内在于人物塑造和叙事逻辑的。人物的语言风格与他们的身份、性格、命运紧密相连。当郭英说出“书读得再多有球用”时，这句话的方言形态本身就携带了这个人物的全部文化信息——她的阶层、她的处境、她对世界的理解。方言在这里不是装饰，而是意义的载体。此外，小说对川南农耕方式、节庆礼俗、人情往来的细致呈现，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性这一维度，使王家坝不仅是一个文学空间，更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根脉的精神地理。

（三）真实性：非寓言化的现实主义路径

“真实性”是《王家坝纪事》典范性的核心维度。作品秉持的现实主义信念，可以用作者自述的“时代的书记官”来概括——抱着巴尔扎克式的态度进行写作。但这种“书记官”式的写作，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典型化”路径。

有评论者将《王家坝纪事》的现实主义与路遥《平凡的世界》的现实主义进行了对照分析。《平凡的世界》秉持的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创作原则——孙少安、孙少平不仅是具体的个人，更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青年的“典型”，他们的奋斗历程承载着时代的精神密码。而《王家坝纪事》呈现的是另一种现实主义形态：不是通过典型化抵达本质真实，而是通过细节的累积呈现现象真实。在这种路径下，历史的真实性不是通过选择“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忠实记录来完成的。

这种“非寓言化”的现实主义路径，使《王家坝纪事》获得了一种独特的真实性品格。村庄不再是民族命运的隐喻，而是村庄自身；人物不再是某种“类型”的代表，而是他们自己。读者看到的不是被抽象化的“农民”，而是一个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刘南瓜、王树林、凤娇、安国、海民、郭英——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挣扎与希望，构成了作品最坚实的真实性基础。

（四）典型性：人物群像的文学史意义

“典型性”与“真实性”看似对立——一个主张抽象概括，一个主张具体呈现——但在《王家坝纪事》中，二者达成了辩证的统一。这种统一的方式是：人物的典型性不是通过“类型化”实现的，而是通过“生动性”实现的。正如有评论者所言，凤娇、安国、海民、郭英等众多形象，肯定会长久留在中国农村题材的人物画廊里，为读者所称道。

《王家坝纪事》的人物塑造逻辑被概括为“生活中的人物”而非“理想中的人物”。这种逻辑意味着人物不是按照作者的理想来塑造的，而是按照人物自身的逻辑来刻画的。因此，作品中的人物面貌是复杂的、多维的、充满矛盾的——他们既有坚韧和善良，也有懦弱和局限；他们既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有在现实面前的妥协和退让。这种人物塑造方式使《王家坝纪事》的人物群像具有了文学史意义上的典型性：他们不仅是王家坝的农民，更是中国乡土社会在百年变迁中生存状态的艺术凝缩。

四、在四川乡土文学传统中的里程碑意义

（一）李劼人、沙汀、艾芜的川地书写传统

四川是中国乡土文学的重镇。在20世纪30年代乡土文学中，沙汀、艾芜、李劼人等作家十分注重从四川的乡风民俗中提炼小说题材和艺术构思，以独特的风格确立了各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他们的乡土小说创作对纠正“左翼”小说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起了很好的作用。

具体而言，沙汀乡土作品的民俗学意蕴主要体现在人物的刻画和环境的营造方面，他借助特殊地域的乡风民俗揭露国民党政府基层的黑幕；艾芜的创作则受到民俗学的深刻影响，不仅表现在作家主体行为的选择上，而且对文本的创作也存在明显的制导作用；李劼人的小说则呈现出非常突出的地方志倾向。李劼人的“大河小说”系列，如《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以宏阔的史诗格局书写四川社会的现代转型，将地方志式的详实记载与虚构叙事熔于一炉。

然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李劼人、沙汀、艾芜等现代作家“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是乡村的他者。由他们来描写乡村和农民，如同一个远离家乡的人回望故乡一样，尽管高屋建瓴，但到底无法摆脱局外人的情感隔膜”。

（二）从“他者书写”到“在地书写”的范式转换

廖荣华与四川乡土文学前辈作家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创作身份的不同。李劼人、沙汀、艾芜都是以知识分子身份书写乡土，他们的视角是“他者”的视角——即使是充满同情和关怀的“他者”，也仍然是“他者”。而廖荣华则不同。在谈到写《王家坝纪事》的初衷时，廖荣华坦言“他是农民的儿子，身上流淌着与土地粮食割舍不下的亲情”。有评论者称赞其作品“底蕴丰厚，格局大器，足见作者对农村生活的熟谙程度对农村题材的驾驭功底”。

这种“在地书写”的身份，使《王家坝纪事》获得了四川乡土文学史上罕见的一种品质——由农民自己来书写农民，由“局内人”来呈现乡土。正如有评论所言，“由农民自己进行书写，则可能产生另一种效果——不是居高临下的审视，而是平等深沉的对话”。这种身份上的差异，直接反映在作品的语言、视角和情感基调上。《王家坝纪事》中没有知识分子式的抒情和议论，有的只是王家坝人自己的声音——通过方言、通过对话、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乡土自身开口说话。

（三）在四川乡土文学史上的坐标

有学者系统梳理了四川乡土文学的发展历史，指出四川的乡土文学与中国乡土文学“可谓同步发展，也是迄今为止取得最大艺术成就的文学类型”。在这一传统中，李劼人、沙汀、艾芜等人奠定了川地乡土书写的现代基础，周克芹、王火、阿来等人则在新时期续写了这一传统。

《王家坝纪事》被学界誉为“四川乡土文学的一个里程碑”。这一判断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着四川乡土文学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并且实现了从现代知识分子视角到当代“在地书写”的范式转换。《王家坝纪事》以一百二十余万字的鸿篇巨制，填补了四川乡土文学在“百年史诗”书写上的空白——如果说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书写的是清末民初的四川社会转型，沙汀书写的是民国时期的川西北乡镇，那么廖荣华书写的则是自辛亥革命至新世纪川南农村的完整百年历程。

这种“里程碑”的意义还体现在它将四川乡土文学的传统推向了新的高度：它继承了李劼人的史诗格局和沙汀的民俗学关怀，同时又以非寓言化的现实主义路径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它不再满足于以乡土为窗口窥见民族命运，而是让乡土自身成为意义的主体。

五、结语：典范性的文学史意义

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王家坝纪事》的“典范性”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文学史的意义上，典范性意味着这部作品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它继承了鲁迅的现实主义精神——那种对农村现实的忠实观察和对农民命运的深切关怀；它接续了赵树理的“在地性”——以农民自己的视角来书写农民的生活；它吸收了孙犁对乡土的诗意观照——只不过这种诗意是通过方言的粗粝和生活的琐碎来实现的；它与贾平凹的地域书写构成对话关系——在“商州”之后又树立了“王家坝”这一文学坐标。

同时，典范性也意味着超越。《王家坝纪事》超越了寓言化的写作传统，使村庄不再是民族命运的隐喻，而是自身作为存在被呈现。它超越了“典型化”的人物塑造模式，让“生活中的人物”按照自身的逻辑生长。它超越了知识分子的“他者”视角，实现了农民书写农民的“在地”表达。它超越了从鲁迅到贾平凹的乡土文学主流范式，为乡土文学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有评论者提出，将《王家坝纪事》与《平凡的世界》并置阅读，“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种乡土书写形态的差异，更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在‘典型化’传统之外开辟的另一条路径，以及由此形成的双峰并峙的壮阔景观”。如果说《平凡的世界》代表了中国乡土文学的一种可能性——理想主义的、典型化的、带有启蒙色彩的——那么《王家坝纪事》则代表了另一种可能性——非寓言化的、细节主义的、让乡土自身呈现自身的。

《王家坝纪事》的典范性，正在于它在百年乡土文学的长河中开辟了这第二条航道。它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复制，也不是对传统的激进反叛，而是在传统中生长、在传统中创新的结果。正如王家坝这片土地本身，经过百年风雨的冲刷，既承继着古老的基因，又生长出新的枝桠。《王家坝纪事》就是这样一株文学之树——它的根深深地扎在从鲁迅到贾平凹的乡土文学沃土中，它的枝叶却伸向了中国乡土文学的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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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王瑶（见习） 校对 | 艾雪

责编 | 廖胜春 编委 | 王超明